德尔菲特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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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风时代的古风时代

留传至今有关这一时期的文献史料较多集中于诗人希西阿德（约生活于公元前750~700年间）的诗篇中，史学界遂称之为希西阿德时期，这是希腊城邦最初形成的时期。

在荷马时代之末，随着铁器的普遍使用，希腊社会发展速度加快。从公元前9世纪晚期到8世纪初，雅典和希腊中部的优卑亚岛已有贵族（甚至称为“王族”）的豪华墓葬，铁器和青铜生产有大的发展，优卑亚岛的勒夫康迪且在叙利亚的阿尔·米纳建立商站，恢复了和东方的海运贸易与文化联系。

在希腊社会内部，阶级分化明显，奴隶逐渐增多，终于达到建立城邦——早期的奴隶制国家的程度。首先建立城邦的是邻近东方文明的小亚沿岸和爱琴海诸岛，以及希腊本土的雅典、优卑亚岛等文化最发达地区，继之而有多利亚人占据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等地，中希腊和北希腊也迅速赶上，纷纷建城立国。因此，在公元前750到700年间，众多的城邦涌现于希腊世界，如满天星斗般闪现文明的光辉。

这时，希腊各地生产力有新的增长。铁制工具普遍使用，农业中有装铁铧的重犁及铁锄铁斧铁锹施展威力，希腊多山而贫瘠的土地因之成片地得到开垦与深耕。各地除种植葡萄橄榄两大经济作物外，粮食生产也有较大增长，而手工业中制陶、造船、冶金业的发展尤为明显。

对希腊城邦的形成具有特殊意义的因素则是和东方的联系。这时希腊和东方的商业联系已恢复甚至超过爱琴文明时的水平，小亚各邦和优卑亚岛最为活跃。希腊本土和东方交往并不限于商业，希腊对东方文明先进遗产的吸收也硕果累累，希腊这个后起的文明很快就利用了东方文明历经数千年才取得的丰盛成果。这些发展表明希腊城邦形成之际已站在较高的历史起点上，和数千年前古代东方文明最早建立国家时不可同日而语。

在希西阿德时期，与城邦建立同时，希腊世界出现了标志希腊文明光辉的一系列重大发展：希腊人袭用腓尼基字母，创造了自己的文字；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于公元前776年举行，使希腊各邦有了共同的传统节日和历史纪年；继荷马之后，希西阿德这位农民诗人开展了诗歌创作，不仅为希腊文学揭开了新的篇章，也为世界文学宝库留下了不朽的典范作品。

希西阿德出生于希腊中部的彼奥提亚，有《神谱》和《田功农时》等诗篇传世，前者记述了希腊的神话传说，后者则抒写农业劳作和农村生活，是了解当时社会状况主要的、最生动的材料。他以农民的朴质和真诚描述小农的辛苦劳累，也揭露社会的分化和土地兼并。诗中以鹰隼欺凌夜莺的寓言揭露贵族对小农的残酷压榨，他说当时“强权就是公理”，揭示了文明社会阶级压迫的本质。他以告诫兄弟的形式劝谕世人务农要勤苦操作，最好设法弄到一头耕牛和一两个作为助手的奴隶，必要时还须出海做点生意，表明了这时希腊的小农经济和奴隶制以及商品经济的联系。

由此可见，希西阿德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诗人，他的视野却很广阔，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这反映希腊城邦形成初期文化普及已有较好成效，一般公民素质不低。这和希腊海运方便、人员往来较易、信息传播较快有关，也和当时使用的字母文字简单易学、城邦公民生活相对自由宽松有关。因此，希西阿德的诗篇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希腊城邦自有其不同于其他古代文明的特点。

一般而言，世界各民族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最早建立的国家都是城邦类型的小国，再由小国演变为大国以至帝国。希腊文明的特点却是，它保留城邦小国纷立的局面远较其他文明为长，而且是在城邦下达到其文明的繁荣昌盛的高峰。那么，希腊城邦又有什么特点呢？应该说，这种形式上小国寡民的城邦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其公民获得了较充分的发展，乃至建立起了奴隶制民主。从军事民主制转变为阶级国家，最早的小国通常都有国王（由军事首领或宗教首领变为国王）。希腊城邦亦不例外，各邦最早都有传说中的国王与王朝；另外还有贵族会议和公民大会。但在发展过程中，王权却不象东方各国那样日益强大，反而逐渐衰微；绝大多数城邦终于废弃君主而实行共和；而后又贵族的权力，乃至在一些城邦中推翻贵族统治，建立了古代公民权利最发达的民主。因此，城邦建立数百年后，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在《学》中总结城邦公民说：“（一）凡有权参加议事或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的公民；（二）城邦的一般涵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城邦不论是哪种类型，它的最高治权一定寄托于‘公民团体’，公民团体实际上就是城邦制度。”“凡享有权利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政体中，总是最后的裁判，具有最高的权威。”城邦公民的这个本质特征有助于希腊奴隶制经济形成以小规模的私有制为主和商品经济较发达的特点，更对希腊文化能取得优秀成就影响巨大。 希腊城邦建立以后，便有海外殖动的开展，前述最早在叙利亚建商站的优卑亚岛，在公元前750年左右又向西远航，来到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皮提库萨岛建立了殖民点，组成一个最早的殖民城邦，其后不久又在此岛对面的意大利土地上建丘米城。这些殖民活动已为近年的考古发掘证实。从此直到公元前6世纪的200多年间，希腊殖民者开疆立国多取扬帆渡海之路，在地中海区域广泛开展殖民活动。除了在东面因有东方各国存在仅于埃及、叙利亚建立少许商站外，他们在南面达到非洲利比亚至突尼斯沿岸，在西面进入意大利，伊利里亚（今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西班牙和法国南部沿岸，在北面进入色雷斯，并通过赫勒斯滂海峡而入普罗朋提斯海，又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而入黑海广大地区（包括今土耳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乌克兰、俄罗斯及高加索等地），在这些比希腊本土不知大多少倍的海岸地带建立了众多的殖民城邦。据统计，在此期间参加殖民的希腊城邦（包括殖民城邦又进行新殖民者）共有44个，在上述各地共建殖民城邦至少在139座以上。用希腊人自己的比喻说，这些新邦为数众多地分布于地中海、黑海地区，犹如雨后池塘周围此呼彼应的青蛙一样。这种海外殖民活动，其范围之广泛与影响之深远在古代是没有先例的。

希腊的海外殖民不仅和古代一般的民族迁移不同，更与近现代的资本主义殖民侵略有别。从过程上看，海外殖民通常是由某一城邦发起，它就称为母邦；母邦把部分公民迁移到海外某地另立家园，它就是子邦——殖民城邦。因此，这种殖民活动是城邦（母邦）为解决自身发展问题而采取的措施，也可说是古风时代希腊国家形成和扩散过程的一种表现形式。参加殖民的是母邦公民团体的一分子，殖民后便是新邦公民团体的成员，而殖民城邦和母邦在经济关系上都是平等的。所有子邦都是希腊世界的新成员，它们在、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和希腊本土诸邦相类似，殖民城邦最集中的海外地区——意大利南部且有“大希腊”之称。

海外殖民不仅缓解了希腊城邦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矛盾，还大大促进了整个希腊世界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殖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常见的是由于人口增加、耕地有限而到海外寻找土地，也有因土地兼并破产失地而到海外另谋生路；经济上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商业发展谋求原料和开辟市场，它在早期不太明显，愈到后期便愈为重要。也有在斗争中失败而被遣送出国或安插于外者；在遇到严重灾荒时，也有殖民海外以求渡过难关者。因此，总的说来，海外殖民是为了解决城邦内部的困难，但它是城邦有组织的活动，移民往往由母邦提供领袖、船只和所需各项生产资料，这样到殖民点后可较顺利地进行农工商业活动。于是子邦和母邦、殖民地区和希腊本土之间展开频繁的经济往来，希腊的商业贸易受惠良多。希腊本土可从殖民地区获得粮食及铜铁锡等原料，同时以本土所产工业品和油酒之类相互交换，双方皆获利而使希腊世界的奴隶制商品经济获得较充分的发展，这可说是海外殖民为希腊文明作出的最大贡献。

广泛密切的贸易联系还进一步扩大了海外市场，使希腊世界向东连接埃及、叙利亚、巴比伦等东方文明地区，更南通非洲，北出黑海，西及中欧西欧内陆，构成了一个海洋与交错、东方与西方联结的前所未有的地中海最大贸易圈和经济圈，远远超过爱琴文明的规模。这个更大的活动天地在和文化方面对希腊城邦的影响也是很积极的。它有助于公民集体的稳定和城邦制度的巩固，而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壮大，也加强了平营的力量，有助于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和民主的建立。几乎和殖动同步发展的文化交流对希腊吸收东方文明成果大有促进，不仅使殖民兴盛的公元前7世纪在希腊史上有“东方化时期”之称，而且扩大了希腊人的眼界，丰富了他们对世界和历史的认识，有助于他们探索到一条通过比较分析而获得智慧的科学之路。 随着海外殖民的开展，希腊城邦形成初期普遍存在的贵族专权的局面受到挑战，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渐趋激烈。这时的贵族多靠古老的氏族关系而确立其，他们的主要工具是从氏族部落议事会演变而来的贵族会议，凭此而掌握城邦的军政财权，公民大会形同虚设。他们拥有众多奴隶和大片土地，还通过土地兼并和高利贷剥削压迫以小农为主的平民群众。当时债务奴隶盛行，负债和破产的公民往往沦为债奴，甚或被卖到国外。由此可见，平民反对贵族压迫是城邦发展的必然趋势。何况殖民引起的经济发展还使少数经营工商业的平民致富而成为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他们一般不能参加贵族会议，地位比较低下，对贵族专权也很不满，故在斗争中往往接民而反对贵族。但是，在当时具体条件下，这种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尚不能直接导致平民当政的民主，却使那些利用平民力量建立个人统治的僭主得到了机会。

僭主一词来自小亚，本与君王同义，这时被希腊人用来专指城邦中依恃武力和非法的手段僭越夺权的头领。他们把公民大会抛在一边，不经过公民选举而握有终身之权，还可将僭主之位传于儿孙。这些僭主为了取得群众支持以巩固统治，往往奉行打击贵族、争取平民的，重视殖民活动并推动工商业发展，因而受到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欢迎。当然，僭主终究与城邦公民的原则背道而驰，何况后代僭主多属骄奢残暴之徒，更遭人民唾弃，所以僭主统治皆不能持久。但在它的早期阶段，僭主客观上还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从公元前7世纪中期到公元6世纪中期，是这类早期僭主比较盛行之时，建立了僭主统治并使国力强盛的城邦有阿哥斯、科林斯、麦加拉、西息温、那克索斯和萨莫斯等等。

阿哥斯的斐冬被称为最早的僭主（约公元前670~660年），他是王族后裔，夺得政权后立意重振阿哥斯在伯罗奔尼撒的霸权，挥兵西进控制了奥林匹亚所在的依利斯地区，成为第2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公元前668年）的幕后主持人，从而使阿哥斯的国际声誉大为提高。但斐冬的活动主要是在军政方面把阿哥斯变成强国，尚未能多注意于经济。

得到斐冬支持的居普赛洛斯在科林斯建立的僭主统治，却有青胜于蓝的发展，使科林斯一跃而居希腊最大工商业城市之列。居普赛洛斯（约公元前657~625年）据说与一直统治科林斯的氏族贵族巴其阿代家有亲缘关系，但他却自居为巴奇阿代的克星，当权后结束了这一贵族家族的统治，其首领被杀，许多人被放逐，所拥有的土地被没收分配于支持僭主的平民群众。居普赛洛斯常以平民头领自诩，注意争取民心；同时扶持工商业的发展，先后组建三个殖民城市，为科林斯提供丰富的银铜矿产和优质木材，也为科林斯的工农业产品开辟了广阔的市场。他也大力资助奥林匹亚和德尔菲的神庙、神像的建造，热心于奥林匹克运动会，提高科林斯的国际声誉。

居普赛洛斯之子皮里安德当政时（公元前625~585年），科林斯工商业达于极盛。他做的一件大事是修建了横跨科林斯地峡的石造拖运船舶专线，古称“曳道”（迪奥尔科斯）。它长约6.5公里，石砌路面刻有凹槽专供拖车行驶，起着类似铁轨的作用，在科林斯地峡两边的船舶连同货物都可在这条平直宽的曳道上“陆地行舟”，极大地方便了两岸之间的通航。有了这条曳道，东边的爱琴海便和西边的科林斯湾连接起来，为扼守其间的科林斯带来滚滚财源，大大促进科林斯工商业的繁荣。这时科林斯已发展为希腊海运商业和陶器、纺织、金属加工与造船业的主要中心。皮里安德也组建两个殖民城邦，一个在西边的爱奥尼亚海北岸，另一个在东边爱琴海的北端，这说明科林斯已从传统的面向西方转入东面的爱琴海甚至黑海。皮里安德又设立地区法庭以取代贵族法庭，进一步打击贵族势力。他还提倡文艺、延揽诗人学者，他本人曾被誉为希腊七贤之一。但僭主宫廷的豪华已引起人民不满，他死后由侄子继位，不到三年便被人民推翻，家族房舍全被夷为平地，连尸骨也被挖出抛弃，可见群众对僭主仇恨之深。

其他城邦僭主的作为与结果也和科林斯大体相仿。总的说来，早期僭主统治促成氏族贵族衰微并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在麦加拉建立僭主统治后，它的贵族诗人色奥格尼斯曾哀叹道：“城市依然如故，人却换了面目，换成旧时此辈，不知法为何物，身披破烂羊皮，野居宛如麋鹿，此辈今成高门，高门于今为庶！”倒是很生动地反映了僭主造成的新形势。

有关道德的故事

道德 故事 【By Kaiser3344】

【古】

01 亲尝汤药

汉文帝刘恒，汉高祖第三子，为薄太后所生。高后八年（前180）即帝位。他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侍奉母亲从不懈怠。母亲卧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 衣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他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他在位24年，重德治，兴礼仪，注意发展农业，使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他与汉景帝的统治时期被誉为“文景之治”。

02 啮指痛心

曾参，字子舆，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世称“曾子”，以孝著称。少年时家贫，常入山打柴。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所措，就用牙咬 自己的手指。曾参忽然觉得心疼，知道母亲在呼唤自己，便背着柴迅速返回家中，跪问缘故。母亲说：“有客人忽然到来，我咬手指盼你回来。”曾参于是接见客 人，以礼相待。曾参学识渊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修养方法，相传他著述有《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

03百里负米

仲由，字子路、季路，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性格直率勇敢，十分孝顺。早年家中贫穷，自己常常采野菜做饭食，却从百里之外负米回家侍奉双亲。父母死后，他做了大官，奉命到楚国去，随从的车马有百乘之众，所积的粮食有万钟之多。坐在垒叠的锦褥上，吃着丰盛的筵席，他常常怀念双亲，慨叹说： “即使我想吃野菜，为父母亲去负米，哪里能够再得呢？”孔子赞扬说：“你侍奉父母，可以说是生时尽力，死后思念哪！”（《孔子家语·致思》）

【今】

01汶川发生了大地震，许多人为次慷慨解囊。但是，我在报纸上看见一条反面的新闻：“某地区奥运火炬手在绕过捐款箱后，把一只空的手放在箱子边，什么也没捐。” 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没有错，他们已经捐过了钱，只是几位记者没拍到照片，就让他们空大波，指责声，叫喊声，责骂声，不绝于耳。经事后调查，火炬手并着手再走了一边。这件事让火炬手很郁闷，人民很纳闷，也让社会充满了疑问，这记者怎么这样呢！我则感到很气愤，媒体本是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更加了解社会，却报道出这么一条消息，又和报假新闻有什么区别呢！这是拿灾区人们的利益开玩笑，是对火炬手的不尊重，是对社会的形象的严重损害！实事求是道德的基本表现，而这家媒体却连这点道德都做不到，还怎么再谈自己的信誉呢？

02富翁的儿子与朋友做生意，被骗了。富翁的儿子很懊恼。他说，我没想到“他”是那种人，我们曾相处得那么好。富翁安慰了儿子，并告诫儿子，人都有自己的道德底线呀，当外在的突破了他的道德底线，他就会传统的道德准则。　

儿子听后，仍一脸迷惑。 富翁说，我们不妨做个实验吧。儿子点点头。　　

富翁领着儿子找到了商人甲。甲的门面房不大，甲正悠闲地喝着茶。富翁取得了甲的初步信任，富翁说，我有一批货想和你合作，你卖不卖？商人甲骨碌碌转了转眼珠子，一脸狐疑。富翁说，你卖了货再给我钱，反正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富翁装作放心的样子，瞥了一眼甲租来的这套门面房。　　

生意谈成了。富翁放了1万元钱的货在甲的店里。　　

随后，富翁又领着儿子找到门面稍大的商人乙，和门面更大的商人丙，都放了1万元的货在他们店里。　

一个月后，商人丙率先来找富翁，丙的铺子大，周转得快。丙还了货款，并提出要从富翁这儿进更多的货。不久，商人乙、商人甲都来还了货款，无一例外都要求从富翁这儿进更多的货。富翁给了3万元的货。儿子说，他们还是蛮讲信用的，应该多给他们货呀。富翁依然只是笑笑。

又一个月后，商人丙率先来还钱了，提出要进更多的货。随后，商人乙也来了，也提出要进更多的货。商人甲却没来。富翁领着儿子到了甲的店铺，却已是人去屋空。儿子说，他真不讲信用。富翁没说什么。

这回，富翁给了商人丙和商人乙各5万元的货。儿子说，他们还是蛮讲信用的，应该多给。富翁笑而不语。

再过了一个月，商人丙率先来还钱了。还提出要进更多的货。商人乙却没有来。富翁领着儿子到了商人乙的铺子，却已是人去屋空。儿子很惊讶，说，他怎么这么不讲诚信呢？看来，只有　　商人丙到底是做大买卖的，可靠！富翁赊给商人丙8万元的货。一月后，丙按时还钱。

富翁赊给商人丙15万元的货。一月后，丙按时还钱。

富翁赊给商人丙30万元的货。一月后，丙却没来还钱。

儿子说，丙一定有特殊原因，他这么讲诚信的人怎会不来呢？富翁不声不响，领着儿子到了商人丙的铺子，却已是人去屋空。儿子更惊讶了，说，人怎么这样呢？

富翁说，我把人的道德底线都量化成了数字，你该明白了吧？商人甲的道德底线是3万元；商人乙的道德底线是5万元；商人丙相对还是诚信的，但他也有道德底线，是30万元。这就是人性。但不用担心，我早料到了他们这一手，现在他们正准备接受我的律师信，等待法律的审判吧！

然后，儿子感叹，人呀！人呀！

富翁说：“我花38万元，教你认识了人性中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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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妇女，为何热衷于参加宗教节日？

雅典妇女虽然在生活中毫无民主权利，但在宗教生活中有一定的地位，由于雅典的宗教节日频繁盛大，因而可以说妇女在此时甚至有重要的地位。

一、雅典城邦的宗教生活

雅典城邦是一个以排外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教祭祀团体。由于宗教与民主的发展息息相关，这便使宗教成为维系雅典城邦社会组织内部团结的精神纽带和抗拒恐怖的避难所。出生与死亡、战争与和平、农业与工商业、爱情与婚约，雅典人所经历的每一个重要事件和采取的每一次重要行动都伴随着向神献祭的宗教仪式。他们千方百计地讨好神，以求神的庇护。

伯里克利告诉我们，雅典整年之都有各种定期的赛会和祭祀。根据卡特利奇的说法，公元前5一4世纪，雅典每年的宗教节日不少于120天，并可能达到144天。花如此大量的时间举行各种祭祀、娱乐、竞技和饮宴等活动，足可以说明神在雅典人心目中的位置。

宗教活动对雅典人来说非常重要，全体公民都会加入到这一行列里，当然妇女也在其中。雅典城邦时代的妇女在经济活动中没有发言权，几乎处于无权地位，但她们被允许参加城邦的各种宗教活动和仪式，有人甚至称她们为“宗教崇拜的公民”。

二、雅典妇女们参加的宗教节日

妇女们能够与男性一起参加全城邦的宗教节日庆典，其中最为著名的节日庆典是泛雅典娜节，妇女们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们不仅需要编织法衣奉献给雅典娜，而且在队伍中有美丽的少女挎着篮子，还有为雅典娜织法衣的雅典妇女。

从铭文资料中我们得知，公元前4世纪中期的一条雅典法令将挎篮少女与执政官、宗教和将军一起列在祭品受惠者的名单上。显然，雅典城邦时代的妇女在宗教生活中具有一定的地位。

在农村地区，平民妇女甚至拥有专属自己的宗教节庆——狄奥尼索斯节。在节日中，妇女们离开孩子、家庭，尽情的陶醉、狂欢。据说，雅典高雅娱乐之一的戏剧便起源于这种野蛮的妇女狂欢。

纪念丰产和农业神德墨忒耳和地狱女神帕耳塞福涅两位女神的地母节是妇女唯一可以彻夜不归的节日。在地母节中，出身显贵的妇女们汇集到一所独特的建筑物里，严禁男子进入，她们可以在里面放肆的开玩笑，唱歌，甚至掌握平日得不到的权利。在节日的三天里，男子曾经所拥有的一切权力被妇女所取代。雅典的妇女在供奉德墨忒耳和帕耳塞福涅两位女神的神庙中开会，每一个德莫的妇女们选出在地母节执掌权力的人，由她们在传统确定的日期里主持公民大会，并作习俗所奉为神圣的任何事。但是参加地母节的妇女必须是那些品行端正的己婚自由妇女，并且是出生于阿提卡的雅典公民。

可见，妇女虽然被吸收到了重要的宗教生活领域，但她们参加的身份是有的。

三、妇女担当神的祭司和神谕所的预言者——女祭司

雅典城邦时代的妇女不仅可以参加家庭和城邦宗教活动，而且还可以担当神的祭司和神谕所的预言者——女祭司。大多数神庙的主要祭司都由女性担任，并且大多是终身制的。有些女祭司出生于平民家庭，如雅典娜·尼凯神庙的女祭司就是从所有的雅典妇女中用抽签的方法产生出来的。她每年可以得到50德拉克玛的津贴，以及献祭的动物牺牲的腿和皮。女祭司的地位与男祭司大致相当，她们享有同样的荣誉和权利，像所有男祭司一样，她们享有好多。她们中的一些在剧院或体育馆还会拥有一个荣誉座位。

在女性神职人员当中，对雅典人影响最大的就是各地神谕所的女预言者，尤其是象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的女预言者——皮提亚。皮提亚是出生于社会下层的，人们试图依靠她的贞洁来与神沟通，这使她成为城邦纷争的调停人和仲裁者，她的一言一行对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起到了指导和规劝的作用。雅典人在采取重要的、军事行动之时，往往要到德尔斐的阿波罗神谕所请求神。

雅典城邦时代的妇女虽然不能像男性那样直接参与生活，但宗教活动却给了她们展现自己的机会，甚至让她们成为宗教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并对雅典城邦社会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并不表明她们己经在这一领域取得与男人一样多的参与权利，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宗教地位。

首先，对丰产的企盼是雅典城邦男性吸纳妇女参加宗教活动的重要原因。

雅典的生存环境十分艰苦，由于部分地区粮食不能完全自给，由于外邦人的经商活动频繁等因素，商业和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尽管如此，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仍然是雅典城邦经济的基础，农民是公民的主体。

公元前403—前402年，雅典四分之三的公民是农民，并习惯于生活在土地上。雅典城邦公民财富的主要形式是土地，他们生活和收入的主要来源也依靠土地。农业最容易受到不可预测的气候的摆布，有时无论农民怎样辛勤劳动，也会因旱灾颗粒无收。宗教具有使人们克服焦虑心理和树立信心的心理调节功能，正如威尔逊所说：“宗教仪式是一种企图把种种情感活动变为比实际状态要缓和得多的压抑形式，一种唤起人们信心的行为。”

对自然灾害威胁的雅典人必然会祈求神的帮助。由于妇女在生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雅典人认为她们与丰产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希望通过以妇女为中介的对神的祭祀奉献和多产魔法的实施来换取风调雨顺，实现他们丰饶多产的愿望。

其次，雅典城邦时代的人们一直认为与神直接打交道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他们认为女性具有充当与神沟通的中介者和预言的神秘能力。

西西里奥多洛斯说：“在皮提亚制度建立之前，那些期望去请示德尔菲神谕的人直接前往那里地上的一个神能出气的裂口，在吸了裂口中出来的气后互相传递神谕。但是由于许多人着了魔而跳进此裂口中并消失了，所以该地区的居民便决定任命一位妇女去担任所有人的预言者，以消除这种危险。”从此以后，神谕的请示便以妇女为中介了。同时，雅典人对死亡的恐惧和“不洁”的禁忌，使雅典男性将妇女推到了某些祭司的前列。

众所周知，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瘟疫夺走了许多雅典人的生命，就连雅典首席执政官伯里克利也未能逃脱这一厄运。“在伯里克利病重之时，他将妇女挂在他脖子上的护身符拿出来给朋友看，这说明对死亡的恐惧甚至扭转了一个伟大的雅典家的心灵。”。

在雅典人看来，凡是有疾病和死亡的地方都是被污染的不洁之所凡是拜访过丧失亲人家庭的古希腊人在离开时都要把水洒在自己身上净化自己。阿里斯托芬在《公民大会的妇女》中提到了挂在举行葬礼人家门口供来访者净身的水壶。

因此，为了使男性不受这种不洁之源的伤害，妇女被推到了与死亡打交道的前列。同时，雅典人一直以来把投身于具体的宗教事务看作是一种低贱的义务，妇女等于是被强迫去接受那些男人不愿履行的宗教义务，这实际上是雅典城邦时代男性的自我保护措施而已。

再次，雅典妇女热衷于宗教活动是因为她们可以在宗教节日里纵情狂欢，暂时的逃离正常的社会、家庭束缚和等级差别，获得平日只有男性才有的户外自由活动、社会交往机会和男性独享的权利，使她们获得精神和身体的暂时。

亚布洛科夫曾指出：“在宗教里，一切矛盾被臆想地消除：现实压迫被精神自由克服，社会的不平等在罪恶和痛苦中变为平等：人们的互相不信任在‘的怀中’化兄弟情意；人实际上的被上帝的万能所补偿，死者成为永生；整个充满罪孽和不公正的世界被‘天堂’代替。补偿功能的心理学方面在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宗教才能成为解除精神紧张状态的手段。”

在宗教庆典中，妇女担当的角有了暂时的变化。在现实世界中，男性安排给妇女的角色是做饭、洗衣、抚养孩子。西奥克里图斯的诗告诉我们，她的丈夫正在等着她回家做饭。然而，庆典中的阿多尼斯不会把婚姻、生儿育女的负担强加给情侣，长着双翅膀的小爱神也不会妇女们家中的婴儿那样哭啼不停。参加欢乐的庆典，从繁忙乏味的家务劳动中得到短暂的解脱，无疑对妇女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而且，在宗教庆典中，妇女们尤其是已婚妇女的紧张心理得到了缓解。在现实生活中，广大妇女受到男性的压抑、支配和控制，心理上处于焦虑状态。“阿多尼斯节的庆典不但使妇女由于离开统治着她们的丈夫、抛开单调的家务、体验爱的甜蜜和尽情欢乐而感到精神上的慰藉和松弛，而且使她们在身体上也得到了放松。”这进一步说明了雅典城邦时代的妇女平时在和家庭生活中所受的压制和约束很深。

雅典妇女从出生到死亡，从青年到老年，都离不开参加各种宗教仪式。而且上至贵族妇女下到平民女性都是家庭和城邦宗教仪式和节日的主力。雅典城邦时代的妇女在宗教领域然享有她们在其他领域中少有的较高地位。